居委会支部书记、主任也是拆迁工作队的成员之一，从他们哪儿，曾省长也了解到了许多情况，大致与罗刚讲的差不多。据居委主任讲，有的做拆迁工作做到自己亲戚家，花钱贴物“扶贫”不算，还挨冷脸受骂；有的拆迁工作任务没完成，家已散了；有的仅仅为拆迁，积劳成疾，过劳至死而无人敢对外提起。从事拆迁工作的干部压力大，拆迁工作太难做，有的户主提出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令人哭笑不得。有一位老干部家的房子要拆迁，他提出的要求很多，其中还有这样一条，他说拆迁可以，必须先让他出趟国。原因是退休前所在单位曾答应他出趟国的，后来因为上级不让公费出国没去成。有个户主是做生意的，十多万元欠款收不回来，说政府不帮他把欠款收回来，就不谈拆迁；有个干部一定要政府将儿子调到政府机关才肯谈拆迁；还有的甚至要求政府将离家出走的妻子找回来、服刑的儿子放出来……面对每一个拆迁户提出的无理要求，他们只能耐心解释，积极诱导，重话都不能说一句。
居委主任还讲到，北街区派到居委来做拆迁工作的一名干部王立，为了做通一个户主的工作，夜夜蹲守在户主家门口。户主白天晚上忙着做生意，每到回家时都很晚。晚回的户主对他的到来避而不见，见了也不理不睬。王立不死心，在连续蹲守了十多个晚上后，户主实在过意不去，将他让进门。然后，是一次一次地上门。做通了这户人家的工作，王立又得赶着到第二户人家。他一般情况下早晨5－6点钟就要出门，要到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过的是两头不见天的日子。做过拆迁工作的人就知道，做拆迁工作是对干部综合能力最极致的考验，要懂得心理学，社会学和各种政策法规，协调能力要强，逻辑思维要缜密，又要善于表达，还要有同情心，除此之外，还要有能打“持久战”的耐性。
白天，王立两头摸黑地上别人门做工作，自己的家只能抛在脑后。晚上回到家里，妻子当然早就怄了一肚子气，责怪丈夫不顾家，钱没有挣回来，人也看不到。面对妻子的委屈，王立更觉委屈。王立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最后不得已，跟妻子离了婚。
“那现在王立还在做拆迁工作？”
曾省长对这样的干部还是要多一分关心。
可居委会主任摇头道：“他已经死了。”
“多大年纪，怎么死的？”
曾省长是沉重的深问下去。
“三十五六岁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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