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他们进来了，别克的弟弟巴特也来了，他比别克还要高大，青葱的向早晨的太阳，正因为如此，也就多了些虎虎的单纯。
门前停着两辆摩托车，别克和巴特骑一辆，拨鱼子带着我。我们穿上巴特拿来的羊皮大衣戴上羊皮帽子，还真像极了电影中的人物。
对于刚刚的吵架我还在和拨鱼子怄气。我拒绝坐在他的摩托车上，他显得有些难过，我跳上别克的摩托说：“别克，开车吧。”别克和巴特相互看了看，什么话也没说。然后他坐在巴特的车上，我们出发了。
二十分钟不到，就到了别克家的毡包前。她的母亲在煮饭，有奶茶的清香，善良的老人将我们迎进毡房里，炕占了毡房一半的面积，炉火架在中间，高高的铁皮烟囱从毡房的顶部伸到外面，毡房内温暖如春。
我脱下厚实的羽绒服和别克的妈妈拥抱了一下，他的爸爸不在。拨鱼子一言不发，只是象征性地和别克的母亲打了招呼。
中午在别克家的饭虽然丰盛，但是吃的比较别扭，只有他的母亲热情的招呼，我和拨鱼子各怀心事，别克无法当着外人劝说，只是不停地招呼我们吃菜。
冬季的那拉提从夏天的喧闹走向安静，从一种色彩的自我走向另一种白的自我的宣泄。一切都在冻土层里孕育着，覆盖在村庄和毡房上的雪以及那些蹲在栅栏上面的雪都在想象中成为梦的影子。
我们无心看风景，面对别克妈妈丰盛的午餐也只能心里说抱歉了。
吃完饭，我们走了，面子上的客气让他的母亲没有看出什么破绽，说如果不走的话可以天天过去吃午饭。我们道了谢，别克和弟弟又把我们送回到舅舅家里。
因为这件事情，我和拨鱼子之间忽然就隔阂起来，我能看的出他没话找话的要同我搭话，我也看出他脸上的失落和抱歉的容颜，怎奈我将他的话语已经牢牢记在心里了。
那个夜晚，我们度过了一个没有笑声，没有吵闹声的夜晚，晚上别克回家里去睡了，我和拨鱼子一人躺在一间屋子里的大床上想各自的心事。
才来了一天不到，我就想要回乌鲁木齐去了，我觉得这种关系不适合两个人尴尬的人相处，我想起回到伊犁之后怎样去火车站又怎样回到乌鲁木齐，才记起拨鱼子的朋友走了我也没来得及和他打声招呼。
也许我们就要开始沉默了，想到元旦要参加朗朗的婚礼，我也不打算去了，这场婚礼我的出席本该就是一场乌龙戏剧，我作为被新郎官伤害的对象竟要去祝福他，想想都够编入影视剧本的。
晚上接了非非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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